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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報專訊】恐懼「外部勢力」 也恐懼「赤色中國」
香港政治常常困處於兩種恐懼之中。第一種是對「外部勢力」的恐懼，延伸了當代中國意識形態裏那股揮之不去的防外陰影，總是以冷戰結構看待國際關係甚至任何常態的人我往來，覺得外頭有種「亡我之心不死」的秘密力量。於是李柱銘等人去美國見幾個政治人物，在《華爾街日報》上寫篇無關痛癢的文章，就全成了裏通外敵的漢奸罪證了。第二種則是對「赤色中國」的傳統恐懼，也就是俗稱的「恐共」了。所以強調「赤色中國」，是因為它提防的範圍有時甚至超越了中國共產黨，遠達中國全境。
有一位堅決反共的朋友知道我也在內地的報刊發表文章之後，就有點驚訝略帶鄙夷地問我「是不是也『轉』了」。尤其當他發現主辦那些報刊的報業集團原來都是廣東省委的下屬機構時，他更是訝異，認定他們全是黨的喉舌。「喉舌」？我想起那些努力地在有限的空間底下挖掘更多機會，在每天都會收到「指示」的情形裏艱困開拓前路的內地同行，他們年輕的臉孔，他們的激情，他們的無奈與他們的微笑。「喉舌」？
又有一次，我在一場演講裏介紹內地體制中的改革派與無數在灰色地帶中摸索前行的非政府組織。之後，一位聽眾很不客氣地提出挑戰﹕「你說了這麼多，但還是掩蓋不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中國沒有言論自由沒有結社自由。中國始終還是那個中國。」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還是處於嚴重匱乏的狀態，但難道這是那些有心人的責任嗎？你以為他們是在何種處境裏工作？又是為了什麼而工作呢？難道簡單一句「不民主不自由」就能抹煞他們的所有付出嗎？你究竟期望什麼？革命？
對懷抱這種恐懼的人而言，中國政府還是那個全能主義的大政府，其他人無所逃於天地間，全在其籠罩之下。所以一個在報刊裏盡心經營不同意見的編輯始終逃不掉身為喉舌的命運，那幾千名在廈門街頭「和平散步」抗議化工廠污染的市民在這些人眼中究竟還是白費工夫。所以中國還是一團龐大的暗雲，假如我們不能改變它，那至少得自求多福，慎防它的接觸和滲透，彼此之間需要一堵嚴實的防火牆，讓彼此上不去下不來。
再不客氣點說，香港政壇中的一部分人及其支持者有時也感染上了這種「赤色中國」恐懼症。他們一方面以為除去少數被人軟禁甚或身陷囹圄的民運人士之外，中國再也沒有值得支持鼓勵的人了；另一方面則以為理解中國的關鍵詞就是極度簡化的「民主、自由和法治」，視自己為高高在上的判官和導師，無論中國出了任何新聞，一律套上這些關鍵詞就是。於是某市的城管打死人，就一步到位地指出它的終極原因在於沒有民主和法治，中間用不任何過程分析；要是有人說中國的國勢變強了，就冷笑地暗嘲那有什麼了不起，因為它還是沒有民主和自由。因此，我們便要提防一切來自羅湖以北的東西，不管它是媒體還是什麼；我們永遠都要帶戒慎的心情去看待所有發生在中國的事情。因為他們是一塊不民主的大機器，而我們是走在民主大道上的先行者。
趙剛回應龍應台
台灣學者趙剛在前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回應龍應台〈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的文章，題目不大耀眼，叫做〈理解與和解﹕回應諸批評兼論區域批判知識分子〉。趙教授對龍老師的批評未必公允，但他的文章裏有些觀點值得大段引述供人參考﹕
「當今的中國大陸的確每天都在發生權錢交易的官商勾結，以招商引資繁榮地方為名，強行對都市郊區的農地進行暴力徵用，也天天都可能在進行犧牲工人階級的賤賣國有企業的陰謀或陽謀。但這些問題都能夠以政治自由主義教科書式的答案來解決嗎？要去面對這些問題，以我去年在中國大陸半年的淺薄經驗，我感受到中國大陸的某些知識分子與「運動人士」，對這些問題通常是較境外的人更焦慮更憂心，但是他們更深刻更在地理解到問題的繁複歷史肌理，以及行動方案的艱難，我覺得他們在困而勉之地、低調地尋找輕微的晃動、微小的縫隙，與些微的正當性，一點一滴地做與思考——這其實和台灣早期的黨外運動在尋求反抗既存體制的方式是類似的。」
反過來看，我們這些明明早已回歸，卻不知何故仍在「境外」的香港人，倒是輕鬆自在。有些人看見維權律師被捕、上訪農民遭到打壓，首先想到的不是他們的艱困處境，然後感佩他們前仆後繼的勇氣與意志，進而尋思自己如何能夠貢獻些微綿薄之力，以助國家的政治開放人權進步。恰恰相反，他們只能在這些血淚斑斑的事裏再度找到赤色中國的醜陋罪證，從而對照出(【97前】）香港的法治優越、言論自由，好好自我慶祝一番。問題是，在你終於發現中國始終不變，它的「劣根性」永恆不壞之後，你又能做些什麼呢？是劃好邊界嚴防壁穿，還是渺茫地等待另一場革命的爆發呢？更有意思的是，這些人往往又同時標榜香港的示範作用，覺得我們高人一等，永遠走在歷史的前面，足以為天下法。你既不想和你心目中的赤色中國扯上任何關係，所謂榜樣又該如何樹起？所謂「香港作為一種方法」的歷史功能又該如何發揮呢？還是我們相信只要香港邁上了民主的康莊大道，自然就會神奇地發揮燈塔般的效果，照亮我們心目中保守落後的那一大片晦暗土地呢？
最後，我想談一下那些有機會有能力做點事的人，他們實在該好好把握自己的難得位置。例如那些代表香港的人大跟政協，就算你覺得在北京爭取香港落實真的民主太過為難；你能不能不只是站在港商的角度考慮《勞動合同法》的壞處，也多點為過去10年來遭到剝削而無力議價維權的內地民工想呢？所謂的「為大局」，所謂的「親中」，難道不就該是抱持這樣的胸懷與視野嗎？
梁文道
牛棚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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