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ny streets in Taipei are named after Chinese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roughly according the the geographic location in a China map! (I have noticed this years ago, I suppose they had Japanese names before 1945 and were renamed by the KMT who was not very rigorous on exact location)
- There is a Santiago in Taiwan! Dutch and Zheng Chenggong (Koxinga) also left their mark in place names
- The Manchu's empire named Changhua and Chiayi. Changhua is similar to Dihua (see p.s.) and Chiayi means rewarding the loyalty (of the natives who supported the emperor)
- Some names were transliteration from the natives to Hoklo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 Kaohsiung was actually transliterated via Japanese (Taka -> kanji Gao=Kao)
- Just like the London in Canada and Paris in Texas, we also have many Tongan's (the old name for Xiamen) in Taiwan. Yongho in Taipei County corresponds to Yonghe in Jinjiang, Fujian
p.s. The Taipei city streets preserved some old city names in China. e.g. Dihua is Urumqi today, and Guisui is Hohhot. The PRC government was actually actually perhaps the first government to return the native names to these cities (much earlier than that for Mumbai, Ghana, Kalimantan, etc) in early 1950s, mainly because the old names bear derogatory connotation to the minorities which is not good for promoting unity. Dihua means "be civilized, tamed", and Guisui means "returned and pacified".
从台湾地名看其社会历史的变迁
走进台北市街区，不然发现这里充满了“大中国”意识和当年台湾当局“反攻复国”的企图。台北市主要东西走向的干道，分别是“忠孝东、西路”、“仁爱路”、“信义路”、“和平东、西路”等四维八德的儒家教义，以及反映“故都”的“南京东、西路”“长安东、西路”；南北走向的干道分别是“中山南、北路”、“建国南、北路”、“复兴南、北路”、“光复南、北路”等含有复“国”的寄托。
在台湾，无论大小城镇，最大的一条街，肯定叫“中山路”，其次叫“中正路”。以高雄市为例，它贯穿市中心的南北走向主干道分别是“中山一路”、“中山二路”、“中山三路”，东西走向主干道分别是“中正一路”、“中正二路”、“中正三路”、“中正四路”。
有人会问，怎么台北市找不到“中正路”呢？其实，今天台北市的“八德路”就是过去的“中正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台北市区不断扩大，“中正路”也由第一段延伸到第七段，还要从火车站延伸到南港，眼看“中正路八段”即将出现。但那个“动员戡乱”的年代，谁敢将“中正”大卸八段，只好改成现在的街名了。
台北市街道的布局非常有趣，除了“迪化街”放在东南方不够确切之外，其它街道名往往与它的地理位置相吻合。“伊通街”（吉林省伊通县）就在台北市的东北方，东边有“敦化路”（吉林省敦化市）再往北有辽宁街、通化街（吉林省通化市），再往东北方向走到基隆河前面就是“抚远街”（黑龙江省抚远县）。至于“广州街”、“潮州街”就在南边，“福州街”、“永春街”就在东南方、“西藏路”、“成都路”、“桂林路”就在西南方，以此类推。可见当年台湾当局的“大中华意识”有多么的强烈，台湾人熟悉了台北街市的布局，多多少少也加深了中国地理的概念。
台北市有一些街道名是旧城市名，现代的大陆居民已相当陌生。诸如“迪化街”（乌鲁木齐旧名）、“归绥街”（呼和浩特旧名）、“凉州街”（甘肃省武威市旧名）“安东街”（辽宁省丹东市旧名），这些街道所蕴含的旧城市名，就是普通的台湾老百姓也耳熟能详。
台湾原住民是台湾岛上最早的居民，他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留下了许多地名。
当时，原住民分布全岛，每个部落（社）都有它的名字。例如台北市有一个叫“北投”的地方，就是以前“平埔族”凯达格兰族的北投社，这个地方温泉众多，终日烟雾弥漫，远望宛若女巫在此做法，原住民用凯达格兰语的“女巫”（发音batiao）给它命名。后来，汉族移民用闽南话音译为“北投”。宜兰县罗东镇的“罗东”，就是以前“平埔族”噶玛兰人对猕猴的称呼，当地猕猴群聚的景观转成地理名词，汉人拓垦到此，将其音译写成“老懂”一词，后来就改为“罗东”。
荷兰殖民者霸占台湾之后，也产生一些新的地名。“犁”，是耕种田地抽税的单位，汉人移民耕作时，一张犁可以开垦五甲地，由此类推，“三张犁”可以耕十五甲地，“六张犁”就可以耕三十甲地，这样耕地就成为地名。现在台北市虽然见不到农田，但三张犁、六张犁的地名依然存在。而台北市辖的三重市，也有三张、六张等地方（省去了“犁”字），这种地名都是荷兰殖民时期留下来的。荷兰人计算田地的方法，与中国人不同，以“甲”为单位，当时一甲土地大约十亩多一点，于是就有以“甲”作为地名的，今天台中县的大甲镇、台南县的学甲镇和六甲乡、台南市北郊的六甲顶等地名，都跟这段历史有关。
西班牙境内有一个叫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古城，相传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的雅各安葬于此，这个古城就成为天主教朝圣胜地之一。后来，西班牙在每个殖民地上，都喜欢命名一个“圣地亚哥”（Sandiego）的地名，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有圣地亚哥城，智利首都就是圣地亚哥，墨西哥、古巴都有圣地亚哥城，在中南美洲除了巴西因为曾经是葡萄牙殖民地外，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圣地亚哥，连亚洲的菲律宾因被西班牙殖民了三百年，也有圣地亚哥城。
那么，台湾北部也曾经被西班牙统治过，台湾有没有“圣地亚哥”呢？有，就在台湾东北海岸。这个地方叫“三貂角”，它就是当初西班牙人统治时所命名的“圣地亚哥”，“圣地亚哥”用闽南话发音很像“三貂角”，于是台湾人把这一地名写成“三貂角”了。
在台湾，特别是中南部许多地名与郑成功驻军和屯垦有关。
郑成功收复台湾时，随军兵士就有数万人，后来郑经在漳泉一带与清兵作战失利，陆续撤军渡台，他们需要许多粮食来养活这么庞大的军队。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郑氏父子命令军队在驻扎地区屯垦，屯驻的地方就形成聚落。部队的称号也成了聚落的地名，如台南县的新营市、将军乡、下营乡、柳营乡、左镇乡以及中营、后营、林凤营、中协等地，也包括陈水扁的故里台南县官田乡。高雄市也有前镇区、左营区以及右冲、后劲等地名。
此外，郑成功受过正统的儒学教育，他有浓厚的教化百姓的意念，表现在他更改了原住民的部落地名上。如将台南县的“湾里”改名“善化”，还有新化、仁德、归仁等地，也是由原先的平埔族部落改名而成。
清朝统一台湾以后，又出现更多新的地名。例如中部巴布萨族的半线社，就改名为彰化，取“彰显皇化”之意。又如洪雅族的诸罗山社，在林爽文起义中曾帮助清兵，起义军被镇压后，乾隆皇帝褒扬“义行可嘉”，诸罗山社也因此改名嘉义。
此外，北台湾的重要商港原名鸡笼，其名称渊源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它的地形很像圈鸡的笼子，另一说，指的是“鸡笼”的闽南话发音是当地凯达格兰（ketagalan）族名称的快简音转。不管哪一种说法正确，形诸于文字的都是“鸡笼”。直到光绪年间，清朝官员觉得这个地名太俗气，将它改为声音相近的基隆，并取“基地昌隆”之意。
大批来自闽、粤两省的汉族移民渡海到台湾谋生，故土文化也播迁到台湾，他们将故乡地名移植到新的生活之处。据《台湾府志》记载，台湾地名沿用大陆地名的有91个，对开发台湾，命名台湾地名起了重要作用。例如台北县的泰山乡、永和市（福建省晋江县有永和镇）、苗栗县泰安乡、台中县的龙井乡、嘉义县东石乡（福建省晋江县有东石镇）、屏东县的潮州镇等等。也有的台湾地名反映移民移植了在大陆的民间信仰，例如桃园县观音乡（奉祀观音菩萨）和台南县关庙乡（奉祀关羽）等等。
厦门原属福建同安，同安县也是许多台湾同胞的祖居地。在台湾，称同安、同安村、同安里、同安寮、同安厝、同安新村的地名有十二处，分布在台北、台中、台南、彰化、屏东、云林等县市，桃园县辖的桃园市还有一条同安街。台湾的这些命名“同安”的地名，除取其词义美好而外，更是由于同安人对台湾移民的缘故。
1661年，同安人陈一贵最先来到台湾垦荒，康熙至雍正年间，又有陈永华、王世杰、林圯、李尚等人招募同安乡亲赴台开垦，仅同安颍川陈氏就有十余批宗亲入垦台湾。百数十人一起垦殖的场所，按闽南人习惯叫“寮”，冠以故里名称叫同安寮；有的建成住宅群，形成聚落，就改称同安厝；其中发展为行政村的称同安村。
彰化县有一处同安寮，包括同安、中化两个行政村。据史料记载，雍正年间，同安人陈炳辉来此开垦，后有陈准、陈有德率人加入，经多年创业开发，生聚繁衍，遂成为同安人聚居地。而今社区已具现代规模，惟保存的庙宇如学甲慈济宫、中洲惠济宫、将军金兴宫等供奉的主神，香火多来自同安白礁慈济西宫，奉祀同安移民虔诚信仰的保生大帝。
台湾移民把大陆地名搬到了台湾，凝聚了他们饮水思源，不忘故土的思想感情。
甲午一战，清军惨败，清廷被迫割台。台湾在日据时代，地名改得最为彻底，全台几乎已没有“无名之处”。日本人改台湾的地名有两个原则，一是用日本本土的地名来取代台湾地名，例如将台北市的锡口改名松山，将高雄县的阿公店改名冈山，中部的林屺埔被改为竹山。另一种原则是以谐音来改地名，例如：原住民凯达格兰族人称呼独木舟Mangka，汉族移民音译成“艋舺”，既形声又会意，也成了地名，日本人将它改名为“万华”，因为“万华”的日语发音也是“Mangkaまあか”。
还有南部的“打狗”，日语的“高雄”与“打狗”读音相同，这个地方被日本人改名为高雄（日语TAKA-Oたかぉ），也是取其闽南话的谐音。其它诸如打猫，改为民雄（TA-MIOたみお）；三角涌改为三峡（SAN-KIOさんきょ）；咸菜坪改为关西（KAN-SAIかあさん）；茄苳脚改为花坛（KA-TANかたあ）。诸如此类，都取其谐音改名。
很多大陆人觉得很奇怪，在台湾，同样一个地方，用闽南话和用普通话（台湾人叫国语）差那么多，原因就是出在日据时代改的名字比较文雅，而且当时台湾人识字率不高，所以还是沿用原来闽南话发音的地名。而外省人来台湾后，都用普通话去读日本人改过的地名。
在台湾，从地名的不同读法，可以很快分辨对方是本省人或外省人。
台湾本省人还分闽南（福佬）、客家两大族群，这从农村的地名中可以看出。如果在农村里，看到什么同安厝、晋江厝等有“厝”之类的地名，那就是闽南人的聚落。同样的，如果看到新屋、头屋，或中坜、内坜等有“屋”、“坜”的地名，那就是客家人的聚落。
民进党政府有浓厚的大福佬主义意识和“台独”意识，他们取得政权后，千方百计地谋求更改地名，以“去中国化”。但是，除了陈水扁在1996年担任台北市长时，将“总统府”前面的“介寿路”（这条路是1946年纪念蒋介石寿辰而命名的）改名为“凯达格兰大道”获得民众认可之外，其它的台湾地名早已深入人心，民进党执政者也奈何不得。
厦门 杨柳
《联合早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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